我这一生无所成，只是够努力 | 专访阎连科
作者 | 夜奔 刑闽烛
车行驶在北京北三环的路上。
阎连科穿了一件黑色衬衣，摸了摸肚子说：“疫情期间都长胖了。”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阎连科，因为他的新散文集《她们》。
和作品中表现出的冷峻不同，现实中的阎连科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他显示出极大的真诚，讲话声音很轻，语速也不快，带着河南口音，甚至在他的眼神里你也看不到任何凌厉。
阎连科来北京已经三十年了，他看向窗外说：“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城市，你不来的时候非常想来，来的时候你不爱它，叫你走你也离不开。”
车窗外初夏的北京，阳光像是一把刀想拼命刺透疫情带来的沉闷。
写作了一生，出版了多部长篇、短篇小说和散文集，是第二位拿到卡夫卡国际文学奖的亚洲作家，也被认为是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
然而来到生命的62岁，阎连科很坦诚地说自己老了，死亡也已经踏着稳定的步伐走过来，感觉奋斗了一生，没有任何成就，也还没有写出自己心中的那一本小说。
“唯一有一点安慰的，是这一生还比较努力，有明确的目标，一步步不停脚地往前走。”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阎连科的一生，那就是逃离。
从农村到镇上，从镇上到县城，从县城到洛阳，从洛阳到省会郑州，最后到北京、到香港，他还想逃得更远……
1958年，阎连科出生于中原的一个偏穷的村落，河南嵩县田湖村。在这个情感紧密的家庭里，有他的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他的哥哥。
父母是农民，这让阎连科从童年时期起就体会着乡村和土地带来的滋味，那是无趣与疲惫，单调与乏味。上学之余，他下田割草、喂猪、放牛，生活中的一部分被“永不间断的饥饿和疲惫”缠绕。
阎连科最新散文集《她们》，磨铁图书
在散文集《她们》中，阎连科回忆了一次和二姐拉煤的经历。
由于父亲有哮喘，寒冬腊月，阎连科和二姐两位少年需要承担为一家人拉煤的工作，深夜出发、深夜才能回，来回要走一百六十里。
回家路上，两少年拉着500斤的煤在漆黑的夜路上走着，累得每走十分钟就要休息十五分钟，这种劳累差点将人压垮。
在那样的时刻，阎连科写道“做人出力实在是一桩糟糕的事”，而正是在路途的歇息中，二姐第一次和他聊起未来，并且很认真地对他说“你是男娃儿，你要努力离开家”。
很小的时候，阎连科就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不能像父亲那样。他想到城里去，他不想跟父亲一样一辈子种地。
十二、三岁的时候，他一个人骑自行车120多里路，从他出生就呆在里面的村庄，到洛阳去。
其实他刚学会骑车没多久，骑不太明白，骑车磨来磨去，把大腿内侧磨掉了两大块皮，后来他问人怎么办，别人告诉他把鼻涕抹上去一会儿就好了，他想都没想就照做了。
洛阳曾经是阎连科对城市的想象：这里有很多人，大家都穿得漂亮，也有三四层的高楼。
更直观的是，洛阳城里有路灯，城市就显得亮堂，那个时候的农村还是没有电的，“那个时候我心里有了一颗种子，我一定要到城里去”阎连科回忆。
走在洛阳的大街上，阎连科看着城里人家的窗户，忽闪忽闪地亮着灯，窗户里略过一个个人影，他想着这一扇窗户肯定是我家，他想着自己一定要在这里找个对象。
想离开村庄，对于阎连科来说一共有两条路：一是考学考出去，一是去当兵。77年高考，他没考上，想出去只剩下当兵一条路。
16岁的时候，他通过了体检和审查，得到了当兵的机会。临到走的时候，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觉得太小，不让去，他就继续读了高中。
再动要去当兵的念头，阎连科已经二十周岁了。再不去当兵，就没机会了。母亲也知道这情况，就让他去了，用母亲的话，“去撞一撞大运，撞一撞命运”。
离家的前夜，阎连科在村里深冬的寒夜间一夜未眠，家门口那条小河的结冰声“刺骨地响在耳边和村落上空的寂静里”。
在这个声音里，他起床到父亲的床前去道别：“爹——我走了……”
在他“文学钻石”一般的《我与父辈》中，阎连科记录道：“父亲从被窝里伸出他枯黄如柴的手，把我的手捏在他手里，喘喘吁吁嘱托道：‘走吧你……走了就努力出息些！’”
阎连科说，自己命运比较好，恰好撞上了命运中间的大门，就此离开了。
和乡村的困苦一样给阎连科带来“冲击”的，是书籍的世界。
大姐的床头被他称为“人生中的第一个图书馆”。
阎连科小时候，大姐身体不好辍学在家，躺在床上读了那时候她能在乡村找到的所有印刷品——《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红色经典”，都是在那个时候读到的。
有一天，阎连科在大姐的床头读到了张抗抗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很多年以后，他早已记不清那本书讲了什么故事，但那本书封底的内容提要却至关重要。
那上面写着，知青张抗抗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因为去了哈尔滨出版社改书稿，张抗抗在小说出版之后离开北大荒，留在了哈尔滨。
这个“命运转折”的故事让阎连科“猛地一惊”：“原来，写出这样一部书来，就可以让一个人逃离土地，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的。”
1975年前后，阎连科写作的念头“萌动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到城里去出版，调进城里，他就可以——离开土地了。
写小说的这条路，某种程度上也是母亲帮忙决定的。
在部队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短篇，发表于1979年。
拿到“让人激动和兴奋”的8元稿酬，他用其中的2元买了糖和香烟送给了部队的连长、排长和战友们。剩下的6元，被他和三个月的津贴凑在一起，一共20元，寄回了家里，让生病的父亲买药吃。
1985年，阎连科在军队的杂志《昆仑》上发表了第一个中篇小说《小村小河》，刊物寄回家，拿了800块稿费。
母亲拿住那个刊物，说，“这没多少字，就这么多钱，你可以干这个事情啊，风也吹不着，雨也淋不着，你在屋里一写就挣这么多钱”。
阎连科现在觉得都觉得母亲这话说得实在，实际上拿到这么多钱他也兴奋。在1985年，八百块着实不是一笔小数目。阎连科看着自己的稿费，第一次觉得写小说非常值得。
洛阳只是阎连科人生中的驿站，几年后，阎连科来北京修改小说， “北京这么的大！天安门，哦天！这么的宽广。”
在天安门广场上走了几圈，他又觉得，天安门的城楼没想象中的那么高，其实也没电视上看起来那么红光闪闪。
成为作家和一心仕途，两种想法一直在阎连科的身上纠结和博弈。最后，“成名成家”的理想占了上风。1989年，他最终决定要从事文学，便毅然去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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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十点人物志采访的时候，阎连科讲了一个对他而言很重要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时刻。
有一次，他一个人坐车到天安门广场，到了黄昏的时候，从天安门广场开始往魏公村走，一个人走在漫漫的长安街上，非常茫然，像于连来到巴黎一样，没有任何目的，从黄昏一直走到夜深人静。
“那种孤独感，那种渺小感，那种寂寞感，让你觉得，一个人面对着这个世界，面对着这个社会，真是卑微脆弱到像是一滴水。这时候，人的内心受到了伤害。”多年后，阎连科如此回忆。
正是这种时刻，文学诞生了。
“我想写小说。我想写的小说，不来自于任何生活故事，而来自于无数毛茸茸的念头，它们在这儿碰撞、碰撞，直到我去写它。我开始拼命讲故事、讲故事，因为忽然意识到一个人的渺小，只能加重个人奋斗的努力。”
在北京一待就是三十年。
1991年阎连科从军艺毕业，因为长期伏案写作，他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和颈椎病，从此开始“四处求医，数年不休，每天连吃饭都要老婆端到床边去”。
躺在床上，阎连科极其伤感。生病让他联想到死亡。姐姐从小身体不好，父亲也因为疾病走得过早，因此他为疾病会时常落泪。在伤感中他再次开始阅读卡夫卡、胡安·鲁尔福等作家的作品。
这次崭新的阅读体验击中了阎连科，他的小说“一下子从某一种现实生活，走进了某一种生命和想象”。
接着，他就趴在床上和仰躺在一家残联工厂为他特殊设计的写作椅和写作架上写出了中篇小说《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和长篇小说《日光流年》。
“我想那一段是我写作最好的时候，想象力、身体也有那种激情，每部小说还都是很有价值。”阎连科对十点人物志表示。
随后，他的写作却陷入了长达七八年的徘徊期，甚至一度怀疑写作的意义和自己的能力。在这样的状态中，阎连科遇到了711号园，拥有了如梭罗在瓦尔登湖那样的寂静时光。
在北京西南四环，有一个近千亩的野园绿地，遗落在三千万人口密集的城市，叫做花乡森林公园，园子里“丁香片片，径无直道，曲弯有致”，阎连科后来称之为711号园。
11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六月，阎连科无意中踏入这片园子，立刻被一望无际的绿色触动，“野生的丁香树林，在六月盛夏中散发的凉气如同冰块对酷热的争斗”。
他用了几十分钟在园子里走了一圈，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倾其所有积蓄、还借了钱，租下一块土地和房子。
在这里，他自己种菜，雨后去附近的森林里采蘑菇，像小时候一样观察蚂蚁，听蝉和蟋蟀的歌声，森林里还有一面湖水，可以乘坐自己建造的木筏在湖面上野餐……如他所说，度过了人生中最奢靡的诗栖人生。
安静的生活不止带来实际的愉悦，也帮助阎连科想通了关于写作中的很多问题。
之前有的小说阎连科会刻意收着自己，如果放到今天，“我能把它写得非常非常的疯狂，非常非常的好，一定不是那么保守”。
搬到711号园后，他渐渐想通了。
“我一想我都这么大年龄了，50岁的人了，孩子们也工作了，什么都很好，也不需要这点东西了，那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总而言之，50岁之后的阎连科在写作上更自由了，似乎把自己全部的写作能量都释放了出来，也进入了创作的又一个爆发期。
62岁的阎连科过着极自律的生活。
每天晚上十点左右睡觉，早上六点半左右醒来，洗漱、吃饭后7点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早上7点左右到10点，是他的工作时间，每天都要手写2000字。
能避免的应酬和饭局一概避免，避免不了的——比如为了新书《她们》而接受采访——他希望都能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在一天的两千字写完之后。
“如果这件事没做，下午即便去见多好的朋友，心里确实都有点小不舒服”。
阎连科一直渴望、喜欢这样规律的日子，远离“乱糟糟的生活”。在北京，阎连科每天都会遇到一些意外的、让你去思考的事情，这种过多的信息、过多的意外，总让人想要逃离。
“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不完的故事不是一个好事情，我们的社会节奏太快，故事太多，作家受故事压迫，就像满地黄金你不知道哪一块更好，也不能把他们都带走”。
阎连科的故事，都来自河南嵩县田湖村的这片土地上，他写的始终是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关于父亲和母亲，他曾描述道：“父亲的勤劳和忍耐，给他的子女们树立着人生的榜样。
母亲的节俭、贤能和终日不停歇的忙碌，让我们兄弟姐妹过早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艰辛和生命的世俗而美好。”
这样的情感，被阎连科视为“一生的巨大财富”和“写作时用之不竭的情感的库房”。
在最新散文集《她们》中，他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土地上的女性，“写她们哭，写她们笑，写她们的沉默和疯狂，写她们的隐忍和醒悟。”
他写了自己的大姐，一位善良、隐忍的女性，为了让家人第一次喝上汽水，卖掉了自己齐腰的辫子，前半生把全部精力花在讲台、孩子身上，退休后却患上了终生难愈的抑郁症……
也写了自己的一位表姐，因为嗜睡，被夫家认为不能干活，百般刁难，最后被退婚。
多年后阎连科意外得知，嗜睡症不过是神经被压迫，只需要针灸几次就能治愈的常见病，但此时表姐早已和家族不再联系，不知人在何方。
小姑是对阎连科影响非常深的一个女性，在那个包办婚姻的年代自由恋爱，远嫁他乡。
在《她们》中阎连科写道，每个周末或者暑假，他都要徒步四十里去小姑家割草、喂牛，下河可以做螃蟹，割草的时候可以上树掏鸟窝，而且每天都能吃到馒头和面条，偶尔还有“焦黄且脆软”的油条吃。
小姑对孩子们婚姻的唯一要求是，儿子们一定要进城，到繁华热闹好挣钱的地方去，女儿们即便不能嫁到城里去，找的婆家离公路也要近一些。
而她自己，却像无数那个年代的妇女一样，一个人守在老家，阎连科多次尝试将小姑接到家里和母亲一块住，但小姑坚决不回，坚持守着那一片坟地，“我走了，你姑父咋办呢？”
而就连阎连科的母亲，也无法离开那片土地，每次来北京的家中住够一个月就一定要回到那个她熟悉的村庄去。
带着对那片土地和人们深沉的理解，阎连科写下了这些文字。
“我经常说，每一个人离开土地之后，你一定要去理解那一块土地，但你不能要求那一块土地上永远守在那里的人理解你，你一定要去理解她们。”
在北京，阎连科和老伴、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一大家子人。
这样的人间烟火气让思想忧郁低沉的作家阎连科感觉到活着的意义，“如果离开妻子孩子，真的会彻底走到虚无里走不出来。他们是需要我的，而文学其实没必要一定需要你阎连科。”
就像被放飞的风筝，亲人就是牵着阎连科的那条线。
End
阎连科觉得自己是个老人了，已经不再畏惧谈论死亡。
去年10月17日，他的好友、瑞典人马悦然溘然长逝，马悦然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是最让阎连科羡慕。
如果可以的话，阎连科设想人生最好的结局是这样的：
像塞林格一样逃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像博尔赫斯那样的图书馆，十分之一大就可以，每天坐在那儿，像纳博科夫一样看看蝴蝶，看看小鸟。
突然有一天，像我们熟悉马悦然老师那样，从说完最后一句话到离开，一共四秒，头一歪人就走了。
“这是我最渴望的事情”，阎连科说。
但他还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因为他还没有写出自己心目中的那一本小说。
虽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和方法，阎连科至少相信自己的路还没有走到尽头，还没有江郎才尽，“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很多，我无法超越，但我不能不做这种努力”。
“你一生的写作，不是写别人，而是写自己。当你把自己真真实实地解剖开的时候，那可能是你最后一部小说。那是你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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